说到南宋北伐，我们常常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和李清照的“家乡在哪里？除非你喝醉了，否则忘记吧。”或者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山穷无数。”但这些只是文人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愿。
以南宋为基础的江苏和浙江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东南丰满的地方，“世界税，一半”，但在南宋早期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20年的花石纲掠夺、席卷数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的人口急剧下降，荒凉，已经成为土匪、小偷、叛徒和豺狼的地方。
南宋成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以上，人口也大幅下降，但北方的军事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为了应对战争，南宋常备正规军通常保持在40万左右，战争激烈时人数会增加很多。在南宋人民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当时南宋人民的沉重负担是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是军事供给还是人员补充。
从税收来看，南宋初期的国家平均财政收入约为每年4500万元，其中约1300万元用于皇家支出，约2400万元用于和平时期支持军队，其他支出仅为7800万元。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军费就会成倍激增。政府只会继续以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额外费用转移给民间。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有许多科目和高水平的杂税捐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往往是北宋的两倍左右。
可以看出，只有和平时期的支持军队才使南宋人民无能为力，战争一开始，他们甚至生存就成了一个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来说，主要的矛盾是饮食而不是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像姜奎在扬州慢——“浪费乔木厌倦了言语”，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绝对不愿意战斗，更不用说北伐了。
南宋中后期，人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环境远优于北方。此时，南宋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有没有强烈的意愿收复北方失地？事实上，人们，尤其是富人，对北方相对落后的收复并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当时南宋人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分化，产生了一批非常富有的商人、手工业主和熟练的工人，然后形成了一个比官员过得更好的中产阶级。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从三品或四品开始，年薪在400贯左右，而棉织行业熟练工人的年薪在600贯左右。
这个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既富有又富有。一旦北伐开始，各种税收和兵役将成倍降临，这必然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即使中原得到恢复，朝廷也将不可避免地“损失和弥补不足”，也就是说，从富裕的地方征收重税，然后用这笔钱来拯救遭受军事灾害或最初贫困的地区。当然，南宋的人民不想征收重税。
有鉴于此，中产阶级必将尽最大努力反对战争。他们在全国拥有三分之二的巨额财富，也是各种税收和服役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声音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财富与当局官僚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权影响当局的管理。
那么，位于北方“沦陷区”的人们对南宋朝廷的北伐有什么态度呢？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感到受到外国人的压迫和羞辱，也没有期待南宋军队进行北伐。正如陆游词所描述的那样——“遗民泪流满面，南望王师又一年”。即使在南宋和北伐，他们也不太可能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欢迎官兵。
事实上，当南宋早期的人们忍受着严厉的杂税捐赠和恐惧地恢复经济时，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管理下繁荣昌盛，因此金世宗赢得了“小姚顺”的美誉。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时，北方汉人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抗金活动，更不用说与宋军抗金了。但南宋子民屡屡因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使岳飞手沾的义军鲜血比金兵多。
北宋灭亡前几年，曾经繁华富裕、人口140万的大都市汴梁被金国占领后，只剩下不到20万人，成年男子不到1万人，只是北方宋金交战区的一个缩影。因此，在获得来之不易的和平之后，北方人最关心的是如何生存。至于国家认同，就没那么重要了。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他们都要交粮纳税。
后来，在辛弃疾和陈亮倡导北伐的时代，虽然北方人的生活不如南宋人，但他们对宋朝的认同却更加漠不关心。因为距离北宋亡国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金国占领区的前宋代遗民中，亲身经历过金人蹂躏痛苦的老人已经没有了自己，新生的两代人也没有尝到被杀被羞辱的痛苦。相反，他们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和平的生活。没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如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地区的人几乎忘记了他们曾经是宋朝的子民”。
综上所述，南宋的偏安基本上是由南北人民的意愿决定的。对于南方穷人来说，打仗意味着吃不饱，死在战场上；对于富人来说，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看，臣纳贡每年支付的银、银、丝远比北伐开战后的巨大成本和风险划算。无论是秦桧的“绍兴议和”，还是孝宗的“隆兴议和”，其实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北方人已经适应了金朝的统治，没有响应南宋北伐的动机。而这些都不是南宋某皇帝想一雪前耻，也不是岳飞、辛弃疾等主战派将领大声疾呼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