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于中国的意义:民族主义逐渐觉醒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区集中在欧洲。但中心地区的爆炸性冲击并不意味着边缘地区可以安全。欧洲列强在东亚的削弱意味着日本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本文将讨论的两个帝制是指洪宪帝制和张勋的复辟;两项运动是指反“二十一条”和五四运动。这些都集中在1914-1919年事件的背景下,无一例外都存在于日本。日本之所以成为能够控制中国政局的力量,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列强真空的结果。

  两项运动:反“二十一条”和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开场白是1914年底的“澳胶战争”。虽然战争一直局限于青岛胶州湾狭窄的地理空间,但它也是一场真正的小规模国际战争。日本、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都有不同程度的协调参与。青岛的主权所有者中国再次实施了局外中立。

  然而,日本的要求不仅仅是占领青岛。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越来越多地会见袁世凯,开启元首外交的恶例,向中国提出分为“5号”和“21条”的“意识形态”,并要求威胁中国保守秘密。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日共同办理警察和军事工厂。袁世凯被称为“意识形态”,是“韩国对我”。

  随后,中日就“二十一条”展开了漫长的外交谈判过程,前后展开了25轮谈判。5月7日,日本政府以武力威胁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制9日前答复,以打开僵局。在最后通牒要求答复的要求中,日本政府接受了老兵的建议,并删除了第五号。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第二十一条第一至第四条的要求。最后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

  在签署《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袁世凯政府不断向英国和美国放风。几乎每一次外交谈判的内容都通过顾维军传达给英国和美国大使馆和报纸界。从袁世凯政府的意图来看,它希望用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力量来遏制日本。

  民国初年,舆论发展较晚,各种报纸出现。这些报纸每天发表“21条”谈判的消息,公众神经一再受到刺激。晚清诸多外交事件中,丧权辱国、割地求和的人并不少,比二十一条更苛刻,但并没有引起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在抗议运动中也一再被剥蚀。就连原北洋系统的各种督察(冯、等)也纷纷通电抗议,称不惜一战捍卫主权。

  如果“澳胶战争”和“二十一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开场白,那么“五四运动”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最后一部作品,这次外交失败的经历更加痛苦。

  在1919年巴黎会议之前,中国代表团对参加会议寄予厚望。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在和议签约席上。当时,中国政治学术界并不少。国内舆论界也热情高涨,认为这次会议将能够归还战时被日本夺取的山东半岛主权。事实上,这也是北洋政府参加英法秘密运动的条件之一。

  不幸的是,在会议开始时,中国代表团陷入了困境。在席位问题上,中国被视为三等战胜国。其次,在山东主权问题上,列强没有支持中国的合法要求。在和议签署的最后时刻,北京政府是否在和议上签字。顾维军与陆正祥讨论后,决定放弃在和议上签字。因此,巴黎和会成为五四运动的触发点。

  与第二十一条抗议运动相比,五四运动规模更大。第二十一条抗议运动的基本群体是大城市的文化群体。五四运动不仅以学生为导向,还影响工人、商会、市民和手工业者,以及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抗议浪潮。此外,南北军政要也支持运动。

  第二十一条从抗议运动到五四运动,人民的自发组织能力不断增强,政治意识不断唤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在这里充当了唤醒中国民族意识的媒介。

  两个帝制: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

  从1915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国连续两场复辟帝制的“革命”(颠覆现行政权的叛乱)。

  毫无疑问,要恢复帝制,就必须颠覆共和国。但袁世凯和张勋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的风险呢?

  1915年底,袁世凯帝制自成运动以来,自筹安会成立以来越来越激烈。袁世凯帝制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二十一条”给袁世凯政府带来了强烈的屈辱感。

  1915年4月,杨度著名的文章《君宪救国论》将对日本谈判的怨恨和国家不富强的根本问题归功于立宪君主。同年5月31日,袁世凯读完《君宪救国论》,大加赞赏,亲笔题字,给杨度“旷代逸才”。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帝制的失败给了北洋军很大的压力。日本政府不同意,甚至威胁袁取消帝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17年,随着德国无限潜艇战的提出,段祺瑞主导的北洋政权再次将战争问题列入议程。段祺瑞强烈主张参加协约国,当时中华民国大总统李元红与段祺瑞深感怨恨。在战争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这引发了政府(总统府)医院(国务院)之间的纠纷。李元红邀请驻徐州的张勋北调解局势,张勋借此机会恢复帝国制度。

  然而,第二次复辟比袁世凯第一次复辟更仓促,前后只有12天。在张勋复辟之前,他多次联系日本,希望得到支持,但日本政府并不支持皇帝制度。此外,在反张勋复辟的反叛战争中,日本积极支持段奇瑞进行经济支持,使段奇瑞能够在短期内组织反叛军。

  精英在美国的崛起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注意到几个问题,并对现代中国产生持续影响。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突然的事故状态。此前列强同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衡”的对华政策被打断,随后日本势力在中国崛起。

  二是中国内部权力转移。由于青岛主权问题、第二十一条的斗争和巴黎会议围绕中国山东主权问题的失败,中国早期留在日本并有一定的亲密倾向的精英不断被边缘化。相反,留在美国的精英在舆论市场和政治前景方面都非常乐观。1919年左右,可以注意到胡适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外交界,顾维钧逐渐成为主导人物,两人都是美国医生。

  第三,未来引领中国新政治力量崛起。在五四运动的原因中,山东的主权是最关键的因素。英法列强忽视甚至背叛了中国的合法要求,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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