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三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吏贪污腐败以及税收繁重等。首先，北宋政府在统治过程中增设了大量的官僚机构，导致官员数量庞大，层级复杂，效率低下。其次，官吏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贪污行为屡禁不止，使得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和监督各级官员。最后，高额的税收负担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些问题的形成，不仅直接损害了北宋政权的稳定与发展，也使得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繁华，到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刘勇等中学生反复念叨的著名文学大师，再到《清平乐》、《知不知道》等影视剧所描绘的和平繁荣时期。。。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世界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
经过后人的严格研究，北宋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繁荣并不是谎言。除军事指标（包括税收、人口、粮食产量、对外贸易、科技等）外，还远远超过前代甚至后代。然而，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朝代却经历了三次变化——“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其中，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深刻，甚至经常被历史学界与商鞅变法相比。为什么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北宋要进行深刻的变革？
事实上，任何王朝都有自己隐藏的危机和问题。例如，汉代的外戚干政、西晋的宗室内斗和民族矛盾、唐代的藩镇分离和宦官乱政、明朝的党争和宦官乱政、清朝的封闭锁国和政治压力。北宋也不例外。由于其特殊性，危机和困难也具有明显的特点。
北宋“首屈一指”的问题是“三冗”。“三冗”是北宋“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的总称。这句话最早是由唐宋八大家族之一苏辙在西宁二年(1069年)给宋神宗的《上帝书》中提出的。他在《上帝书》中提出“事情对财富有害。三:一是冗官，二是冗兵，三天冗费。”
所谓“冗员”，是指北宋行政机构庞大，官员数量众多，逐年增加。“冗员”是指北宋军队规模和兵员数量众多的现象。至于“冗员”，是应对“冗员”和“冗员”问题的结果，因为庞大的官员和军队数量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必然会造成入不敷出、吃亏的巨大成本。客观来说，“三冗”问题在北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历代都有，但毫无疑问，北宋的“三冗”问题是最严重的(没有一个)。
那北宋的“三冗”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呢？
1、分权严重，官僚主义广泛。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来自五代十国“皇帝轮流坐着，今年来我家”的乱局。他通过陈桥兵变欺负孤儿寡母成为皇帝。
因此，北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制度，以防止专权造反。例如，中央政府设立了枢密院（主任是枢密使） 和枢密副使)用于分割宰相军权，并设立 “参与政治事务”削弱了副宰相的行政权力；还有三个部门——盐铁、家庭部门和学位部门（三个部门的长官），负责世界的税收，以分割首相的财政权力。
地方道路、州、县三级，安抚使、转让使、刑事检查使、常平使分别负责户籍、财政、司法、救济。每个州都设立了一个知州，以防止其权力过大，并增加了一个相互限制的职位。
此外，北宋还在当地设立了许多非正式职位，如节度使、承宣使、承宣使等 观察使者、防御使者等。虽然这些分权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地方对抗中央政府，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问题是，这些广泛设立的许多官职职能重叠，导致了“一官多做”和“十羊九牧”的臃肿官僚体系，官员数量只有很多。
2、科举扩招，恩荫泛滥。北宋堪称读者的黄金时期，其重文轻武的国策在科举制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据《宋史》记载，隋唐初设进士 ，年取不过三十人 ……咸亨 、上元 中 “太平兴国八年多，万二百六十” ，从春化二年到万七千三百人可以看出，与隋唐相比，北宋科举选官的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当然，这给了大多数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升的渠道，维护了社会公平，但也结合了广泛的官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冗余官员”的发展。然而，与科举制度的公平选择相比，北宋阴影制度的泛滥是加剧“冗余官员”问题的巨大驱动力。
事实上，中国古代世袭制的一种变相，是指祖先可以做出贡献，给予年轻一代当官的待遇，这在北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北宋恩荫的名称和图案的翻新是前所未有的，分为致仕恩荫、奖功恩荫、盛典恩荫等，如“曹彬卒，20多名官员和他的家人、客人和学校 “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这也是功臣加荫者”。由于这一制度，北宋恩荫制度化的官员数量仅次于科举考试，后期由于政治腐败，恩荫制度更加泛滥，无疑导致官员数量急剧增加。
3、防范起义，招兵宽松。根据《国史纲要》、《二十二史笔记》、《宋会要稿》、《宋史》、《续资治鉴长编》等文献的记载，可以总结出北宋兵员的主要来源如下:营伍子弟(接替父兄)、饥民、罪犯在灾荒中充军等。
其中，宋太祖还制定了在灾荒年征兵饥民的做法，既能防止底层人民冒险，又能聚众造反 ，它还可以增加士兵的数量，可以说杀死两只鸟，但问题是在封建社会，荒地的数量与士兵的数量成正比。这种比历代更宽松的招聘制度肯定会导致士兵数量的大规模增加。
4、服役时间太长，只会增加或减少。北宋的“冗余士兵”问题也很严重，士兵服役的年限也很长，因为北宋的士兵几乎没有复员，从年轻到衰老，相当于终身制度。国家历史大纲曾说过：“在营地里招募终身士兵 ，从二十多岁到衰老 ，四十多年 ，实际用户最多只有20年，林终身 ，事实上，一卒有二十年对公众无用，仰食 。”
北宋平均每人在军营工作40年，但真正能为朝廷工作的时间只有20年，剩下的20年由国家财政支持。因此，北宋军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北宋士兵人数仅用了70多年就从开国初年的20多万增加到庆历年间的巅峰时期的120多万。
5、待遇优厚，成本高。支持大量士兵和官员的数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财务负担，但官员丰厚的待遇和其他成本使“冗余”问题更糟。因为据考证，北宋官员的工资应该算是历代最好的。知州调换和军队换防是“冗兵”和“冗官”的另一项重要开支。为了防止当地官员和武将在当地经营时间过长，威胁中央政府，北宋的知州和当地军队每三年实行一次地方变更制度，形成了“官员不知道人民”和“不知道士兵”的局面。
在通信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三年的交换肯定会间接增加成本，加剧“冗余”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宋仁宗后期北宋年度税收仅用于养兵，包括养官、养宗室贵族、辽河西夏的岁币。北宋中后期的财政收入是前代的几倍，但仍然入不敷出。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北宋统治者不得不向底层农民转移巨额财政支出，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北宋继承自五代的差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宋代差役法内容较多，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宋会要辑稿》曾记载：“催科往往不及分，民间欠负无时可能。虽然没有水旱变化，但逃租其产，漂流到其他地方，往往也是如此。“由于重度赋税，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份，北宋仍有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宋朝319年，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数量超过430次，平均每年爆发一两次。然而，由于宋朝特殊的招募制度和庞大的军队数量，农民起义的规模远低于其他朝代。
如果你仔细看看历史书，你会发现北宋所谓的经济文化繁荣实际上仅限于士大夫、工商阶层和几个大城市。负担不断增加的农民，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军事体系，必然导致行政效率和军事战斗力的下降， 最后，史学界对宋朝有了“积贫积弱”的评价。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的“西宁变法”和“元丰重组”都试图改变这些矛盾，但无一例外，他们都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北宋一直缺乏勇气和果断的君主。在士大夫统治世界的背后，面对官僚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无法推进，富国强兵变得无助。